文 / 子玉

西北是明朝的军事重心，在崇祯年间的乱局中，明朝守住西北不仅可以保证京师的安全，西北的精锐还可以在后方牵制义军势力向富庶的江浙一带扩张。由于崇祯君臣决策失误，逼孙传庭出战，导致西北精锐损失惨重，李自成也趁势拿下西北。所以，孙传庭出关与李自成的一战本质上就已经决定了大明朝的命运。

行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明朝末年崇祯君臣的微妙关系进行分析以进一步理解崇祯逼孙传庭出战这件事。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以地方军为主力在平定内乱、解决外患的过程中都会导致地方势力的崛起，在外重内轻的情况下，掌握军权的将军就会出现抗命、指挥不动的情况。

明朝在平定以张献忠和李自成为主力的义军势力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崇祯在以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战事的过程中，左良玉根本就不把杨嗣昌当回事，抗命几乎就是家常便饭。当然，导致这种情况也有文武矛盾的原因。

除了左良玉，贺人龙也是典型，崇祯十三年（1640），他率军直接从四川“噪归”陕西，根本就没有和义军张献忠、罗汝才部作战的意思。后来，他甚至在战场上把傅宗龙、汪乔年仍给了义军。

面对地方将领不受控的情况，崇祯就打算树立典型，令陕西总督孙传庭将贺人龙处斩。而孙传庭杀贺人龙的方式却是设下鸿门宴，在酒桌上将贺人龙处死。

从崇祯密令孙传庭处斩贺人龙一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朝廷已经基本失去了对地方将领的控制。至于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则是因为，地方将领的军队基本都是自己招募的，而且粮饷也往往靠自己解决。

比如左良玉，其部额定兵员只有两万五千名，但后来左良玉麾下却有二十多万军队，号称三十万。这多出来的军队就是其在战争中通过大量吸收投降义军所扩张的结果。

既然兵是自己招的，粮饷基本又是自己解决的，那么左良玉也就有底气和崇祯博弈，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服从杨嗣昌、侯恂命令的核心原因。在李自成向湖广用兵的过程中，左良玉也是根本就不抵抗，而是直接将军队开到了长江下游，将襄阳、荆州等地白白扔给了李自成。

除了地方将领，就是朝臣中都出现了不服从崇祯命令的现象，比如，崇祯想任命吴甡为督师，但吴甡却表示，你必须给我三万精兵，否则我根本指挥不动左良玉。在崇祯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吴甡也就耗着不走，崇祯无奈，最终只能将吴甡充军。明朝末年朝臣、将领抗命现象之严重由此可见。

所以，当时崇祯面对的困局就是，辽东军队是精锐，但却是和清军作战的主力，根本就不敢调；左良玉虽然兵多将广，但朝廷却根本指挥不动。

因此，崇祯就只能指挥孙传庭平叛。但现实却是，崇祯虽然能指挥孙传庭的陕西军，但这盘棋却根本不好下，因为，孙传庭坐镇陕西就可以保证京师的安全，如果出关作战不利，不仅西北无法守住，更会威胁京师的安全。只要孙传庭坐镇陕西，那么李自成不管是攻打京师或者东下攻打南京都会有后顾之忧，因为，那样孙传庭就可以随时出关抄李自成河南、湖广的大本营，配合左良玉作战。

当时，兵部侍郎张凤翔就将厉害关系对崇祯说得很清楚：“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而现实也是，李自成因为孙传庭的存在也陷入发展的困局中，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还有，他在打下襄阳之后为什么没有趁势东下攻取江浙的富庶之地就是顾忌孙传庭的存在，怕对方会趁机攻击他河南、湖广的大本营。

但崇祯为了早日平定义军、节省开支，于是就坚决命令孙传庭出关作战，面对朝廷催他出战的命令，孙传庭只能无奈地说：“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复能对狱吏乎！”

孙传庭怎样选对自己都不利 图源/剧照

在孙传庭看来，与其被崇祯下狱，还不如出战，而出战还有获胜的可能。从这就可以看出，不管是关外形势的恶化，还是关内局势的失控，其实都和崇祯的性格和个人素质有关。

另外，孙传庭之所以决定出战还有对陕西明军精锐的信心，同时，李自成部的丘之陶在暗地里已经投降明军可以随时为明军传递情报也是主要原因。当时，孙传庭的计划是，当李自成北上河南之后，丘之陶就对李自成发假情报，说左良玉进攻襄阳，那样，李自成就会退兵，如此，孙传庭就可以追击义军，一举将其打败。

同时，郧阳的高都枢也及时联系传庭，表示愿意配合其作战。

总之，种种因素的叠加最终促使孙传庭决定主动出关作战。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一，孙传庭在西安誓师，命总兵马爌、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入河南南阳地区作为偏师；传庭本人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人共十万军队出潼关；调河南总兵陈永福会师洛阳；联系左良玉西上，夹击义军。

李自成呢，也早就在河南安排了兵力准备应战，完了他自己又亲率大军北上河南准备和明军决战。

对于战略，自成的计划是，将明军诱入河南腹地让其后勤短板暴露，然后义军再以主场作战和粮草充沛的优势攻击明军。

当然，李自成也及时发现了丘之陶这个叛徒，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明军进入河南之后首先攻克了洛阳。这个时候，孙传庭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在洛阳休整，囤积粮草，修缮城池，以洛阳为中心慢慢扩大战果，毕竟，李自成经营洛阳时间不长，河南还不是其稳固的根据地。

但传庭对崇祯那可是相当了解，他非常清楚如果他那样做，崇祯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干预，所以，只能速战速决。

正是在这种急切心理的影响下，明军成功被义军引入河南腹地，而丘之陶也被自成及时处死，解决了内部隐患。

最终，面对义军在河南的坚壁清野和自成派其将刘宗敏切断明军饷道的情况下，孙传庭就瞬间陷入困局。紧接着，郏县一战，明军大败。此战，明军死亡四万余人，损失甲仗、骡马无数。

在这种局面下，义军攻取西北就属于顺势而为。

而崇祯呢，却将明军战败的锅甩给了孙传庭，认为：“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削去督师尚书，以秦督戴罪收拾余兵守关，图功自赎。如纵贼入秦，前罪并论。”

呵呵，当时可是你要人家出战的呀。

而就在明军喘息未定时，李自成已经作出了用兵西北的战略安排：李自成亲率刘宗敏等义军主力由洛阳西攻潼关，然后攻打西安；派袁宗第、白鸠鹤、刘体纯、蓝应诚率领右营十万兵马作为偏师，从河南邓州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同主力会师西安。

十月初六，义军攻克潼关，十一日占领西安。而袁宗第所部也于十五日攻克商州，十七日克洛南。

在拿下陕西之后，李自成不仅将明军精锐纳入其麾下，且向东进攻大明京师也没有了阻碍。

李自成一拳打开了局面 图源/剧照

不过，义军当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扩大战果，向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发展，只有将整个西北纳入版图，才可以放心东征。而义军当时在西北的开拓也是相当顺利：刘宗敏、贺锦、袁宗第兵至固原，明总兵白广恩投降；十一月二十一日，义军克兰州，随后又拿下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将甘肃全境纳入版图；次年（1644），义军又攻克西宁，平定了青海。

当西北被李自成纳入版图，成为其开拓的基地之后，义军东征就是自然的事。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当客观条件具备之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义军这盘棋之所以能被盘活，关键就是和孙传庭率领的陕西明军在郏县的关键一战。

当然，李自成这个时候最先要做的就是，稳固西北，然后再东征。由于其势力范围此时已经扩大了好几倍，包括湖北西部、河南大部和西北数省的广阔土地，所以，李自成就必须适应发展趋势及时更新内部结构。

公元1644年，这是大明的崇祯十七年，是清朝的顺治元年，也是李自成的永昌元年，因为，这一年李自成正式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国。

由于前期在襄阳已经出台了相关制度，所以义军此时也只需对之前的制度进行优化就行，分别为：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封功臣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更新政治和军事制度，比如，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和尚书、侍郎等职位；经济层面除了“三年免征”的政策外还铸造了永昌通宝；为了填充各级职位，李自成又开科取士。

总之，在建立大顺朝之后，李自成在西安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在这些做完之后，就是东征，正式和大明朝决战。

不管怎么说，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孙传庭在郏县的战败却绝对是明朝在决策上的失误。有时候，历史的走向就是被一两场关键的战争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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